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根据小组讨论拟定的“取消利息税”提案，得到了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内26位委员的联名支持，步入第8个年头的利息税，再次成为两会热议的话题。而根据调查显示，93.7％的人认为利息税不合理，90.4％的人认为“利息税对中低收入者的影响更大”，87.9％的人认为其没有起到调节收入、缩小差距的作用。（3月19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　　一边是税务总局官员表示原则上支持取消，一边是坊间高涨的反对征收呼声，然而诡异的是这个紧盯老百姓存款账户的“利息税”就是不见任何退让之势。

　　任何税制改革在终场前，我们往往都会客观公正地评说其是非功过。然而遗憾的是，回顾“利息税”这八年来所起的社会经济作用，似乎寥寥。一是控制储蓄率增长的目标未落地、扩大内需的作用更不明显。开征利息税以来，居民储蓄率从2001年的38.9%也上升到2005年的47.9%，居民消费率却从1997年的47.5%下降到了2005年的38.2%；二是所谓调节贫富差距的理想被现实归谬。“一刀切”的税率不仅未能抵达二次分配中的公平旨归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，因为存款储蓄是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唯一投资选择，“利息税”事实上变成了穷人的税。

　　马克思有一句经典的论断：“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”，但“利息税”在我国财政收入中过真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吗？显然没有。有新数据显示，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共入库37636亿元，储蓄利息税459亿元，所占比例不到1.2%。再考虑到税收的宗旨之一就是进行二次分配、实现社会公平，且“税收数额的极大化并非征税的唯一目的”，那么，我们为何不把“利息税”这块“小蛋糕”尽早还给纳税人呢？这也顺应了“藏富于民”的世界经济的人文理想。此外，炒股等投资行为既然是零利率，为什么银行存款储蓄要收“利息税”呢？这本身就是有悖于经济伦理的，且高达20%的税率比照通货膨胀等因素，银行存款利息事实上早已成了负数，对市民“负所得”征税，岂不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原则？

　　当年，开征利息税时学界有一种观点：认为20%的人掌握了80%的存款。事实上依据这个“二八法则”而开征的利息税在西方社会也效用寥寥。在这个风险投资日益多元、合理避税冠冕堂皇的经济社会，同样一块钱，富人和穷人谁更愿意（谁只能）存在银行里呢？至于看似最合理的“调节社会贫富差距论”，我们也越来越发现：税收在解决基尼系数上的作用是有限的，国家财政在社会医疗、卫生和教育等公共品上的温情关注才是我们最可依赖的制度选择。

　　取消利息税还需“热议”多久？我们迫切需要给那些已失去投资机会的普通公民一个公正的答案。当年在利息税开征时来不及表达的声音，在最后的利益博弈中应该话语铿锵。事实上，也是他们，最关心那微薄的20%的利息税负担。